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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萨仁波切:应当彻底改革培育转世祖古方式的时候到了  

2016-08-28 14:23: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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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萨仁波切:应当彻底改革培育转世祖古方式的时候到了
diamond
 2016-08-23 20:34:40

宗萨钦哲仁波切
日前第四世蒋贡康楚仁波切舍弃自己身份的声明引发了来自不同观点的各式复杂感受。
一方面而言,身为一个与蒋贡康楚具有诸多生世亲密缘结的蒋扬钦哲祖古,我关注 的主要是对佛法,特别是对利美(不分宗派)精神的影响,因为这是所谓我们前任转世们共同承担的理念。 
另一方面,身为人类,我们也总是忍不住要做些比较,所以我发现自己在拿我那一代的祖古和现在这一代的祖古做比较。
在我那个年代,我们过着非常艰苦的日子——一整年除了米饭和马铃薯外,没什么 其他食物可吃;在印度旅行时,乘坐的是当地最廉价的公共交通工具,睡在火车站台上;可能连续六、七个月口袋里都没有超过十卢比的钱;一整年就只有一枝铅笔可用,甚至必须和其他十八位同学分享课本。我自己是孩子的时候,就只有两个亲手做出来的玩具而已。
更糟的是,我的亲教师长期限制我待在一个房间里——不只是几周或几个月,而是一整年都如此,以至于上个厕所都成为一个让我翘首以待的出游时间。并且我们还经常遭受言语和身体上的虐待,甚至是让我们头破血流、用有刺的荨麻抽打我们。我不是在为这些情形辩护或是美化它们。但是相较而言,现在这一代祖古则完全被宠坏了,而且他们有着最好过的生活。然而,更进一步地思维就会发现,这些年轻祖古也面临着他们自己独特的挑战,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些挑战远比我们当年所面临的更为严峻。
现在这个世界变得更小也更开放,所以期望变得远比之前高得多。特别是对于背负一些传承历史的祖古,他们总是身处来自各个方向的聚光灯之下,是各界人士的关注焦点。尤其对那些年幼坐床、被授予法王之类头衔、所到之处都有法号为之吹响的祖古们来说,更是如此。
这些大肆宣传,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很高的期望,也给这些孩子带来巨大的压力,因而产生了反效果。他们总是成为公众焦点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今日这些宗教机构一直不断把他们放在聚光灯之下,也没有迹象显示这个情况会在未来几年有什么改善。
在这些巨大的变化中,第四世蒋贡康楚的决定敦促我们要体认并检视目前教导与抚育祖古方式中所具有的一些根本性缺失。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主题,但必须获得正视和处理,这也是本篇文章的立意所在。
为何年轻的祖古们需要培训?
其中一个主要的复杂因素来自学生和弟子们不知道如何在净观和自己预先植入的文化观念之间取得平衡。净观可能来自他们真诚的佛法修持,而文化上的成见则往往是将奉承尊崇置于清净知见之上。
作为一个金刚乘行者,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上师抱持净观。对于那些具有根器能力的人来说,即使上师的身形改变了,那种净观和虔心也不该有所改变。事实上,我曾经见过伟大的修行人,他们看到自己上师的年轻转世时,毫无怀疑,不受限于那位转世者的特定年龄、体型、外貌或国籍,而是从中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真实上师。理想上,这是各个修行人所应该做到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个被认定是某某大师转世的孩子就没有责任要学习和接受训练。最好的状况是,如果孩子是一位非凡出众的真实转世,是来自前世完整相续的示现,那么当然任何培训或教养都是随意虚设的。但如果不是,那么孩子就需要接受训练,以便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
所以,前世上师的弟子对新任转世或具净观并全心全意修持虔心这个职责的同时,祖古本人也需要履行这位转世的角色和责任,无论他选择成为哪一位的转世。
今天的现实状况是,尽管这些孩子可能是真实的祖古,他们很多人却连怎么擦拭自己的鼻子都还没学会,更不用说要完整示现他们前世的所有特质,例如遍知。
从一世转到下一世并不像是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而是随着时间流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倘若要祖古显现他们的真实自性和功德,就需要新形式的训练。弟子的盲目崇拜,往往是从先入为主的文化观念中产生。而这盲目崇拜蒙蔽了我们,让我们看不见现在有必要重新审视到底这些年轻祖古需要什么样的训练。
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祖古往往完全不是真正的转世,而是一个被授予“祖古”标签的孩子,授予者的心愿是这将能够利益这孩子以及众人。在这种情况下,“祖古”一词可能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标签,若是缺乏适当的培训,当然不会有所示现。
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些年轻祖古仍只是需要培训的孩子,他们需要被恰当地抚养,需要给予他们灌顶和教导,而且不仅是智识性和学术性的教导。我们需要让他们既自信又谦虚,既殊胜庄严又具有人性。
而其中最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他们成为真正的修行者。毕竟,他们理当成为精神领袖和传承持有者,而不只是个政治领袖或村长。如果他们不是真正的佛法修行者,那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
当前教育方法的根本缺陷
我们抚养祖古的方式和教育方法没有随着时代变化。而且我不得不说,西藏人非常顽固,非常抗拒改变,在寺院的情况尤其如此。
现在已经有些表面的变化,但这可能只是因为如果教师用过去抚养我们的那一套来行事,今天可能会锒铛入狱。现在可能没有殴打的情形,甚至可能还有周末假期、大量探亲时间和许多玩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育方式已经从根本上改变或适应了时代。
今天的祖古们被置于法座上,周围环绕着那些随从眷众,然而相较于如何把祖古抚养成下一位精神传承领袖,他们往往可能对如何令其宗教机构天长地久更感兴趣。
那些列队行进、地毯、锦缎、玉杯等等的行头可能会让祖古看起来充满异国情调和特殊,但并不意味着祖古获得了训练。
这一切的吹擂喧闹似乎在年幼的时期能管用,因为如果你给一个街头流浪儿洗头、洗澡,让他坐在锦缎上,他确实会看上去令人印象深刻,至少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如此。如果一个非常年幼的祖古在那崇高的氛围中展颜一笑,信徒甚至会将这微笑解读成某种神奇征兆。
但是久而久之,这种用做秀来取代培训的做法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会对年轻祖古形成一股在不知不觉之间加剧的强大压力。毕竟,再也没有比其他人对你的期望更重大、更严酷的压力了。
所以,当这些祖古的一举一动被成百上千的眼睛注视、评判的时候,他们可能落入我们想像所及的最孤独疏离的牢笼之中,孤立于一切。
对形象和财富的误导关注必然制造出压力
这个世界日趋发达的唯物主义和富裕优渥已经设法侵入我们的寺院和宗教机构中,许多高僧,尤其是传承持有者,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是如此奢豪、脱离凡俗现实,以至于他们几乎如同帝王一般!
这是有可能行得通——但我不是说这过去曾经行得通——在西藏,很少有人质问些什么,那里只有很少的监督,却有着巨大的虔敬心。但是从长远来看,看见那些应该是初学者效法对象的最高位阶喇嘛们却过着奢侈的暴发户生活方式,戴着金表、金镯,这会发出严重错误的信号。
首先,这种“模式”完全不利于鼓励人们修习佛法,特别是对那些新进加入寺庙的年轻僧人们,他们的想法可能不是很成熟。毕竟,释迦牟尼佛之所以选择以一个赤足托钵的形象出现,是有其原因的,这象征着苦行、出离和简朴,这个形象有其实质意义。
我不是说今天的住持喇嘛都突然应该去四处托钵乞食,但他们必须流露出某种不做作的谦逊并展现出一种简朴生活的形象,这非常必要。
需要改变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很多喇嘛在菩提迦耶菩提树下年度冬季祈愿法会和庆典的行为。我经常在想,对于我们这些喇嘛坐在可能比某些佛像更高的法座上,不知像是上座部行者的这些其他佛教徒对我们这种行为是如何作想。
当然,密续之道训练我们要视自己的上师是一切诸佛的体现。但在像菩提迦耶这样的地方,该处的佛像和表征对普罗大众和所有佛教徒都具有重大深厚的意义,没有人在佛陀之上,所以菩提伽耶会是我们喇嘛们开始练习简朴谦卑的一个好地方!
我猜想,看到一个富有的寺院住持或传承领袖可能会打动一些游牧藏民或是过度热情的中国学生。但是,不管无意或是有意,那也确实树立起喇嘛必须拥有财富或地位这个模式的坏习惯。
从基本的佛教观点看来,这样的信息是彻底错误的。毕竟,迄今为止,对佛教徒来说,佛陀是这地球上最重要的人。而佛陀最重要的行为,就是在降伏魔罗之后,获得了证悟。但那个伟大事迹发生在一个用草和菩提叶堆成的简单坐垫上,没有宝座,没有锦缎,没有任何那类派头。
简而言之,除了在无意间把我们的年轻祖古变成被宠坏的小孩以外,现今这种包含着关注财富特权的祖古训练,完全悖离了佛教教育和佛教核心价值观。
特权监狱
无论有意与否,当今寺院似乎经常找到一位碰巧来自富裕或势力强大家族的祖古, 并让他坐床。不管意图为何,祖古们现在仍然被当作寺院的主要吸引力来源,因为远远有着更多信众会去寺庙拜见一位祖古或高阶喇嘛,而会单纯参访寺庙的人则是 少数。尤其如果祖古的名号还加有 His Holiness(法王)或 His Eminence(尊贵的)之类的头衔,并且还附带着这祖古是过去某位最伟大上师转世的撩人叙述时, 更是如此。 
顺便说一下,像 His Holiness 之类的词语甚至不是佛教用语,而是从基督教直接借来的。因此,藏族喇嘛对这类基督教头衔的痴迷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他们把这 头衔放在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名字前面,着实令人尴尬。基督徒必然觉得我们很可笑,尤其是他们赋予 His Holiness 这个教宗头衔的时候,受命主教的平均年龄是六七十岁。 
然而,由于这些年轻转世喇嘛对于寺院是如此重大的资产,今天我们不出意料地见到人们不断匆忙地寻找祖古并让这些祖古坐床,而且相较于三四十年前,这些祖古的人数是大幅增长。
实际上,在经过坐床和种种相关炒作之后,用不了多久,大家就会毫不惊讶地发现这许多祖古往往从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被赋予某种项目或事业活动,无论是拯救环境,或是建造佛塔、佛学院或某尊菩萨的巨型塑像。几乎像是为了成为一个好喇嘛,他就必须有一个项目一般。
但经过仔细检视后会发现,这些活动几乎都是创造收入的工具,而我们知道在有关公众捐款的透明度和良好管理方面,西藏的体系是多么贫乏。
东亚文化,特别是东南亚文化传统上的盲信和丰厚供养,加上缺乏监督制衡的西藏封建祖古系统,这两者的交会也阻碍了现代化祖古培训制度的发展。这些稚龄男孩最终忘记了钱不会从树上长出来,他们不知道人们是如何流汗流血才能产出这些如今堆在自己面前的供养。
有这么多的财富、特权和崇拜作为奖赏,也难怪我们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家长渴望自己的孩子坐床成为某某高阶喇嘛,不是这位就是另一位,殊不知他们的孩子将会遭受多大的痛苦。
作为一个转世祖古真的就像被关进一个最不可思议的监狱里面。你把孩子放在最舒适的环境里,有着最华丽耀眼的锦缎,喂他吃冰淇淋,给他玩具、礼物和尊敬。同时你又系统性地令他难以发展成一个能够应付人类世界的正常人。
真正的痛苦会在这些年轻祖古长大以后降临,那时他们的荷尔蒙失控,对于世俗现实毫不知情,感觉自己一无是处。他们连如何用最基本的方式与世界互动都不晓得,更不用说如何成为一个领导者。这样的祖古又怎么可能有朝一日成为弟子的真正精神导师?
伪善的温床 
我们的年轻祖古身处于强烈且持续不断的公众关注下,却又试图维持具有特权、受人敬重的外部形象,不可避免地就会滋生出伪善的行为。
例如,年轻祖古被告知他们必须持守净戒,必须是出家僧人。但是从一个非常幼小的年龄就按照是否独身禁欲来衡量他是否清净,这会产生巨大的压力,而且可能是危险的,因为这样的外在标准其实是个不可控的随机游戏。毕竟,当我们与人们的荷尔蒙一起共事时,我们真的不具有太多的掌控。
即使根据戒律,也不允许将独身誓言强加在与其自由意愿相悖的人身上,或是因为同侪压力或社会压力的结果而守独身戒,但现在经常发生在年轻僧人身上的就是这些情形。我们应该记住,释迦牟尼佛自己也是在结婚生子之后才选择出家的。
这样的社会压力会逐渐变得极为强大,以至于过去某世的康祖仁波切决定要放弃他的独身生活之时,他的一名僧人竟然想要暗杀他。
当然,不能否认有一些在幼年时就被迫禁欲的年轻僧人最终成为非常好的僧人。但是太多时候也有这样的状况,在当今激烈的社会压力和网络娱乐的挑战下,使得我们有许多年轻祖古被迫隐瞒自己的“过失”,成为伪君子。
而当祖古们意识到同辈祖古也在练就这种虚伪矫饰的行为,有时他们的长辈也这么做,这就更强化了这种伪善的文化。鼓励这种伪善的教育方式具有巨大的误导性,甚至会引发严重的异常行为。
符合当今世界和未来的教育方式 
另一方面,我也对拉章成员、僧侣和其他负责培训我们年轻转世祖古的人感到发自内心的同情。他们通常是用心良苦,立意良善,但他们就是不知道要如何在现在这个世界养育一个孩子,他们就是无法适应当前的环境。
不仅是学术训练,我们的年轻祖古也需要学习如何在需要排队以获取某些东西时去排队,如何分享应该被共享的东西,以及学习其他关于人类礼仪、社会契约方面的基本原则。在他们获得别人服侍和供养一切的同时,许多祖古甚至从未学过人类关于“分享”的简单知识,最终落得缺乏在这世界上生活所需的基本技能。他们需要的不仅是领导力培训,还需要人际关系的基础课程。
亲教师和照料者必须知道,有些年轻祖古出于挫败感,甚至会烧伤自己或用剃刀切割自己——就像其他焦虑苦恼的青少年也会这么做。这种行为警示我们,现在是一个多么危险、不安定的时代。
所有家长都知道,在这个时代单是要抚养一个普通孩子,尤其是青少年,都已经格外具有挑战性了。那么,要养育一个期望将来领导的不仅是一个家庭产业或家族的孩子或青少年,则更是难上加难。然而,在当今世界抚养孩童所需的基本人类训练方面,管教我们祖古的人几乎不具备任何相关知识或经验。
可悲的是,这些祖古训练者往往更担心这些小孩——通常最多是蹒跚学步的年纪——在公众场合的行为和待遇,而较少把孩子当作基本人类来关心。他们不断忧虑谁获得更高的座位和更好的待遇,祖古的护送车队有多少辆汽车,又有多少人会出现在机场迎接他们。他们这样的心态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祖古的心,而且不是朝更好的方向发展。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心态变化体现于数量越来越多的双重祖古和出现不止一位号称是同一位过往大师的不同转世灵童。我们尚未看到的是,没有一位祖古说:“不,我不是正确的那个,另一位喇嘛才是真正的转世。”相反地,他们带着极大的贪执,紧抓着自己的头衔不放,那很难被当成一位可敬佛教徒的特质。
而且我们看到他们对教法的态度具有一种类似的、令人不安的转变。在我的年代, 我们会积极寻求上师和教法,到处旅行,甚至依靠几乎不存在的交通工具远行。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真的从格拉普尔(Gorakpur)走路到蓝毘尼,然后搭了一辆拖拉机的便车到比拉特纳噶尔(Biratnagar),就只是为了在尼泊尔从噶玛巴那里接法。不晓得什么缘故,我这一代的亲教师给我们灌输了那种为求一句珍贵教法而能做出牺牲的热情和意乐。 
今天我们几乎可以不指望我们的年轻祖古要热切地寻求老师或教导。取而代之的是,倘若他们只要表达出对教法的些许兴趣并召唤老师去他们那里,我们就必须感到非常高兴了。在佛教传统中,这种对于教法的态度变化是个严重错误。
例如,有多少人注意到,现在那些年轻祖古的照片很少有他们坐在自己老师下方并表达恭敬的景象,更何况是躬身礼敬了。然而这样的景象会是非常有益的示范。在坐床大典的当日把一个孩子放在法座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那天起一直到他的青春期都把他放在法座上,则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藏人大多认为,抚养祖古就只需要一位亲教师,然后让祖古接受大量教法,记忆大量典籍和学习各种法会仪式即可。尽管这是非常基本、简单的道理,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更大部分的训练来自抚育祖古的所在环境,而且更攸关重大的是抚育祖古的方式。
对于真正祖古培训方式的社会文化障碍
再次强调,我不希望把今天祖古抚育方式的缺失完全归咎于直接负责这个培训的拉章成员和僧人身上。事实上,这个情况的很大原因可以归责于传统社会,如藏族和不丹人的社会,那是搀合著由衷虔敬和过时文化包袱的复杂混合物。
我经常想像一些高阶喇嘛势必梦想着自己能独自游走,背着自己的包,在小茶馆喝茶,搭乘三轮车。不让他们这么做的只是他们那些热心的随从,因为有强大的压力源自我们的传统社会,令这些喇嘛必须以某些特定方式行事,信徒必须用侍者、随从、锦缎、各种传统礼仪和代表阶级的现代标志物包围着喇嘛。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甚至有人用一句西藏东部的谚语来责骂我:喇嘛应当如同黄金佛像般——表示我们应该一动也不动地坐着,不左张右望,行止比较不像人,而更像是一个珍贵物件那样。还有另一句谚语是:雪狮就必须如雪狮般地驻留在高山上,因为如果雪狮下到平地,会被误认为是一只狗。
这两句谚语真是道尽了一切,不仅显示人们如何积极劝阻喇嘛不要和普通百姓打交道,并且也表明我们抚养喇嘛的传统教育方式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有多么过时。
严酷的现实是,黄金佛像甚至无法养活自己,佛像隶属的主人有权利把它卖掉,或者至少能够卖票给那些想要观看这佛像的人。而喇嘛就像雪狮,几乎对俗世的情形一无所知。所以,这些喇嘛不断受到屏蔽、免于受苦,他们知道的唯一痛苦就是在书本中阅读到的,这时他们如何能够教导苦谛?
实际上,这恰恰是问题的一个重大部分——当前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智识方面,和世界脱节,无法让我们的祖古成为真正的佛法修行人。是的,这些年轻祖古可以持诵咒语,可以早起,甚至修仪轨、法会,并且剃度出家。但是正如阿底峡尊者所言,真正的佛法修行人必须从根本上学会对世俗生活不感兴趣,甚或是对这一世的生活完全不感兴趣。首先,这就意味着不在乎自己法座的高度,不在乎自己学生的数量,不在乎自己的头衔或者手表的品牌。
困在时间隧道中进退不得
总之,当前的西藏传统是培训祖古迈向真正领导力的相反方向。这不是否定传统教育体系的长处,传统体系在过去培育出真正的学识、持守戒律和特定的优雅风格。
但仔细分析则显示出这换来的是一项无法承受的损失,没能让我们的祖古做好准备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正常运作,更别说是要在二十年后我们生活的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发挥作用了。
我们的祖古培训体系仍然停留在一九三〇或四〇年代的某个时候,从未认知到这是二〇一六年,肯定也没有为我们的年轻祖古做好准备,因应二〇二六年的世界——那时他们会长大成熟,应该是接下精神领袖衣钵的时候。未来那个年代,苹果公司可能生产出一种晶片,我们的祖古只要佩戴这个晶片就能和宽带连接并探索性、毒品、金钱的世界,我们现在做了什么来让他们准备好应付那样的时代呢? 
难怪等到我们的年轻祖古成长到二十岁的时候,他们往往变成一个全然生疏古怪的人,对世界一无所知,而他们的拉章、工作人员和近亲则是风风火火地指挥他们生活的大小事宜。当这些拉章成员自身变得腐败或者任人唯亲的时候,问题会变得更糟,而这种情况是屡屡发生。
这样一来,藏传佛教初学者所遭遇的场面可能会令人非常困惑,应该是遍知的喇嘛却连自己的近侍都控制不了。西藏人会为这种公然的怪异行为找借口,说这不是喇嘛的过错,喇嘛始终是伟大的,问题出在他的侍者或配偶身上。
但这并不能遮掩赤裸裸的现实,现实是我们的祖古很少是真正的佛法修行者,在很大程度上和现实脱节,而且无法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正常运作,更不用说能够向学生、弟子提供真正的领导力。我只能祈祷他们的古怪行为能够具有一些像我自己这样的凡俗众生无法臆想的无形利益。
对未来祖古们的愿望
因为有这种种的原因,显示出传统祖古教育方式在适应现代社会方面具有严重的不足,所以我必须说,对于蒋贡康楚仁波切的作为,我个人没有任何意见。虽然我对他没有直接的了解,但是我听说过许多关于他很棒的事情。出于诸多原因,我有深切的愿望,希望他将来能真正地绽放光彩。
在基本的人类层面上,我真的不在乎蒋贡康楚四世是否想要成为一名医生。实际上那可能变成一件伟大且非常启发人心的事情。他即使成为一名钟表匠我也不在乎。
就像往昔最伟大的上师众当中,有人是弓箭制作匠、榨芝麻油的人、农夫、理发师,甚至是妓女。相比之下,当一名医生听起来可敬多了!
事实上,对于藏传佛教寺院情况的一个根本缺失,蒋贡康楚的选择可能是一个极佳的对治。这个根本缺失就是藏传寺院使佛教成为一种职业,旨在确保僧人、寺院和佛法教师的存续。尽管这种佛教“职业”有其历史根源,寺院需要生存的这种需求是可以被理解的,然而这个模式在今日却引生出诸多误解,或许对佛法在这个时代更为广泛的弘扬没有助益。
出于这个原因,我也一再建议我的朋友、同事和其他仁波切们,当他们教导非藏族学生的时候,不应该鼓励这些人穿着藏式衣袍或任何种类的佛教服饰。相形之下,看见佛教修行人穿着军装,穿西装、打领带,或是身着其它普通衣饰,反而可以传达出人人皆可修持佛法的信息。
虽然这是极为根深蒂固的习气,但若一个喇嘛硬要人穿着某种特殊衣袍,一这么做的同时就是在排除他人,并创造出一种狂热崇拜的氛围。在我看来,全世界佛教徒人数减少而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成长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内向而排他的习气。
总而言之,蒋贡康楚选择成为一名医生可能会有一个完美的结果,并可能在长远上是真正为佛法服务。但我希望、愿求、祈祷的是,无论他采取何种形式,蒋贡康楚四世都会全心全意地为佛法效力——不是只为某一个传承,而是为所有的传承工作,如同他的前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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